校友是母校的宝贵资源和财富，也是母校的靓丽名片。一直以来，学校的广大校友继承和发扬大医人的优良传统，在各个领域艰苦创业、自强不息、努力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为母校赢得了荣誉，并以各种方式关心和支持母校的建设发展，为母校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更好地展示我校优秀校友风采，激励和教育更多学子立志成才，奋发向上，从本期起，学校将在校报开设“校友故事”专栏，同时面向广大师生和校友征集“校友故事”。

提起大连医学事业的发展，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沈其震——他不仅是新四军卫生工作的创始人和奠基人，同时，他也是1949年大连大学成立时医学院的院长，亲自参与了原大连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的选址、筹建工作。

考察大连：认为这里有条件创办一所正规大学。

沈其震和大连结缘，要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前：1946年秋，一些民主人士及部分共产党员到了香港。这年冬天，沈其震与爱国人士合作，创办了“京华贸易公司”。在向港英当局登记注册时，他以“沈天华”的名义担任公司董事长。

1947年7月，沈其震途经上海乘船到连云港上岸，进入山东解放区，准备向陈毅汇报在香港建立工作点、创办京华公司等工作情况。此时，正值国民党重点进攻鲁中。陈毅忙于调兵遣将与敌作战。因此，沈其震便跟随后勤人员撤退到胶东地区。在烟台，沈其震住了五六天，因为旅途劳累，发高烧在招待所连躺了三天。在胶东工作的李一氓等人劝他在此休养半月，不过，沈其震却另有打算：他想来大连看看。

当年秋天，沈其震秘密来到大连。被王雨田安排住在市中心的宾馆。但沈其震生活非常俭朴，每天只吃面包，喝开水。

也正是在这一年，白求恩医学院部分教员从山东荣成撤到大连，正在大连编写教材及出版医务书籍。沈其震遂专程前往看望，并带着他们到当时的关东医学院参观。

1947年冬，在大连工作的卫生部门的同事们听说沈其震到来，便相约准备探望。

1948年1月6日，沈其震请薛和、赵国宝等在大连饭店聚会。沈其震对日本撤离后丢下的许多空闲房子印象深刻，当时解放军掌握的大城市很少，他认为大连有条件创办一所为新中国培养科技、医务人才的正规大学，他们相约日后共建大连大学。

广求贤才：召集了国内多名顶尖专家学者

当时，担任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长的贺诚得知沈其震在大连，便邀请他前往哈尔滨参加即将召开的卫生工作会议。

沈其震到达哈尔滨后见到了李富春，谈到了在大连建设大连大学的想法。李富春便让他拟电报稿向中央汇报。于是，沈其震在致党中央的电报中汇报了他在香港的工作事宜，同时提议在大连创建正规大学，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谈到具体情况时他说，大连有日本人遗留的两个研究机构，许多设施和空房子与一些设备可以利用。

1948年秋，旅大地委向东北局提出以当时的关东医学院和关东工专、电专为基础，成立一所正规大学。1948年9月1日和8日，东北局向中央转报了旅大地委的报告，并请中央帮助解决校长和教授问题。 9月14日，中央电复东北局，同意创立大连大学。沈其震的建议被采纳了，他又有了新的任务。沈其震被调到大连大学，并让他设法聘请知名学者到大连任教。

1948年10月，沈其震电报曾在“中央大学”和“自然科学社”工作多年的胞弟沈其益到香港，让他帮助联络人才。沈其益在上海、南京两处奔波，先后到当时的多个高校见了很多专家，其中不少人愿意放弃安定舒适的生活，携带家属来大连。当时，来到大连的专家有光学家王大珩、化学家张大煜、微生物专家魏曦、药理学家张毅、雷达专家毕德显、水利学家李士豪等知名学者50余人。
沈其震还亲自说服了著名医生杨济时、物理学家严济慈、昆虫学家何琦等来到大连。

另外，在魏曦的介绍下，沈其震还亲自拜访了徐世长，当时，徐世长是月薪600大洋的暨南大学教授，经过一夜长谈，徐世长终于被说服了，他长叹一声，以林则徐的一句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表示愿意前往大连。

1949年3月，沈其震等开始筹办大连大学及医学院。

筹建故事：选址问题谈了“一宿”

大连大学医学院的前身是关东医学院，创建于1947年。医学院最初位于柳林街，后迁至今人民广场春天大厦的位置。在筹办大连大学的过程中，沈其震带着总务长郝育程查看市内原校舍附近的地方。但他们认为那里空地较少，发展会受到限制，又前往离市区较远的今理工大学附近考察。但又认为距离市中心太远，最终选择了星海二站到三站一带的位置。

沈其震还经常与徐世长一起讨论，怎样建立大连大学及医学院。一次，沈其震与徐世长因选址问题探讨到半夜十二点。当时，沈其震住在高尔基路189号，而徐世长住在新华街，他便送徐世长回家。一路上，两个人继续讨论，来到徐世长家门口，他们又倚着槐树讨论了许久。接着，又按照原路折返回沈其震家，如此往来折返数次，已是次日凌晨三点多，话题越谈越深入，最后，双方不得不分手。

次日清晨六点，沈其震约徐世长一起选校址。他们在星海三站爬了好几个山头，最终采纳了徐世长的建议，选定在星海三站建校舍，二站为附属医院。当时，徐世长的设想是教室、实验室、办公室在山顶，学生校舍在山麓，山底平谷建运动场，下去就是海滨浴场。

沈其震亲自找到当时的旅大市委书记欧阳钦要地。相关部门批准了计划，他又立即赴京请工程师和筹集建筑款。

此外，沈其震的想法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一周后，工程师带回来了，工程款也由刘少奇批准领了回来。

国外购买教材和仪器

1949年，关东医学院与大连工学院等一起并入新成立的大连大学，成为大连大学医学院。 1950年大连大学撤销后独立成立大连医学院。

1951年，开始建设第一座教学楼，委托交通部国营中国建筑公司进行设计与施工，由刚从美国归来的工程师设计，采用了当时美国流行的建筑样式和标准。

对于大学里的图书与仪器，沈其震早在香港时期就开始建立从国外购置的渠道。从1950年起，他通过京华公司向英美等国订购西文原版书、西文医学期刊和仪器，陆续到书数十种，医学期刊204种，美国造显微镜30台。 1951年沈其震为筹建中央卫生研究院到德国和瑞士等国采购仪器设备，同时为大连医学院垫款订购了一批教学科研用的基本精密仪器和设备，可惜当时大连医学院由于没有资金支付，被迫处理了约30%的物资。最后由中央卫生部垫款留下了蔡司显微镜212台、高速离心机1台、心电图机一台等仪器。

离开大连后仍关心医学院：选种白杨树弱化噪音

1952年12月，沈其震调往北京担任中央卫生研究院院长。虽然工作更忙了，但他依旧关心大连医学院的建设与发展，医学院的大事小情仍向他汇报，沈其震也经常回大连探望。

一次临回北京的早晨，大家到交际处（今大连宾馆）送他，却见不到沈其震的影子，眼看离开的时间就要到了，大家只好把沈其震的行李收拾好，到车站等他。直到离火车开车还差五分钟的时候，才远远看到沈其震的车子驶来。沈其震下车后看了下表说道：“还差一分钟呢。”大家都被他逗乐了。

原来一大早起床后，他就跑到旅顺某地看白杨树了。沈其震说：“教学楼距离电车道太近，噪音大，校园不安静，如果种上几排这样的树木，就会解决噪音问题。 ”大家听了，心里都暖暖的。
沈其震还曾返校参加校舍规划会，讨论关于新建附属二院的院址问题，因为原规划的星海二站医院位置，多年无经费基建，被规划部门收回，交给了科学研究所（化物所）。 1958年，医学院开始兴建第二医院，故需要另选院址。沈其震经过反复比较之后，提出附属医院不能离学校太远，故此建在了星海三站学校的西侧。

1992年夏，沈其震再次回到大连，并且来到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部大楼前留影。 1993年，沈其震逝世。故人远去，余情未了。虽然尘封了多年，他的情，他的爱，永远留在了医学院，留在了大连。

（本文节选自《半岛晨报》2013年11月3日刊登的“大连医学院当年为何建在星海”一文，由作者胡慧雯、采访顾问稽汝广在查阅大量大连史料的基础上整理而成。）

沈其震（1906—1993年），湖南长沙人，1923年先后入同济大学医学院、中山大学医学院学习，1927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1931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从事医务工作。1941年任新四军卫生部部长。1943年到延安，任中央军委卫生部第一副部长、解放区救济委员会副主任。1948年筹建大连大学。1949年被任命为大连大学医学院院长，1950年大连医学院独立，任院长。1952年到北京筹建中央卫生实验院，后任中央卫生研究院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