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溪少年立宏志
杨简出生于广东梅县东门外绿溪书屋,一个世代书香门第的家庭。父亲杨子立是晚清举人,辛亥革命后,曾任广东省府秘书长、省财政厅长。他对子女学习要求甚严,杨简四五岁时便开始读书,8岁时到广州上学。
杨简自幼聪颖,勤奋好学。在广州上小学时,成绩优秀。民国12年(1923)考入广州中山大学附属中学。期间,目睹许多的平民百姓因缺医少药不治而亡,帝国主义诬蔑中国人为“东亚病夫”,所有这些都深深地刺痛杨简的心灵,他立志将来要做一名医生。民国15年(1926),杨简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山大学医学院预科,两年后转入本科。
杨简的家庭生活优裕,父亲当时在广州也有影响,但他从未沾染纨绔子弟陋习。长年住校,生活俭朴,勤奋读书,每学期考试几乎都是第一名,民国23年(1934)毕业时,他获中山大学医学院学生最高荣誉奖——全优金牌奖。
梁伯强慧眼“收”杨简
毕业后,杨简留校跟随著名病理学家梁伯强教授从事病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梁伯强当时与原北平协和医学院病理系主任胡正祥教授齐名,被誉为中国病理学界的“南梁北胡”。想投他门下的学生不少,然而几届毕业生中梁教授没留一人。就是这样一个医学界的泰斗,在收杨简时却颇费了一番功夫。
大学毕业后,杨简想当一名外科医生。而他的父亲却准备让他当牙医,并请当时广州一位著名的牙医做杨简的老师。正在父子争执不下时,梁伯强教授找杨简谈话,要杨简做他的助教。杨简当时迷恋着外科,没有答应。求才心切的梁教授亲自到杨家,杨父也没立即应允。此后梁教授多次亲赴杨家,一位驰名海内外教授的诚意,最后感动了杨简一家。
杨简做了梁教授助教之后,很快便成了梁教授的得力助手。在梁教授的指导下,杨简的科研水平迅速提高。梁伯强不止一次在大庭广众公开称赞说“杨简的才能很全面,许多地方都比我好。”从民国24年(1935)开始,杨简连续发表了《二百零六例尸体解剖的死亡原因及其与气候的关系》、《显微镜冷切片粘贴的简便法》、《广州气候对于死亡原因的影响》、《广东中国瓜仁虫症的病理解剖研究》、《人鱼畸形的研究》、《军用毒气病之病理及治疗法》等论文。民国25年(1936),杨简升任讲师,三年后升任副教授。民国31年(1942),年仅31岁的杨简被中山大学医学院正式聘为病理学教授。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简随中山大学医学院迁往云南及广东罗定、乐昌等地,在梁伯强教授的带领下,为保存及发展医学院病理系奋力工作。杨简在完成本校教学工作的同时,还兼任迁往内地的同济大学医学院、江西医专、光华医学院等校病理学教学工作。他广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受各校师生欢迎。
优厚待遇难挡归国之心
1945年7月,杨简被中山大学医学院选派赴美进修,先后在美国宾州大学医学院病理系和癌症研究所进修病理学和肿瘤学。国外进修学习,为他开创我国实验肿瘤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杨简的才识甚为美方欣赏,多次劝说他留下来工作,然而他婉言谢绝了。优厚的待遇、舒适的生活,丝毫未能动摇杨简回国工作之心。1949年回国后,杨简先后担任中山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和代理院长,后调到大连医学院担任病理教研室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杨简心情舒畅,研究工作进展加快,很快在子宫颈瘤研究上取得可喜成果。1949年,他发表了《从阴道液检查出早期子宫癌瘤》论文,在我国较早地建立了诊断子宫瘤的方法。他用新的诊断方法,可从仅由单个细胞或细胞群中细胞变化来确定癌症,因此能在早期发现并治疗。这种新诊断方法在国内的建立及应用仅比国外迟五六年。1950年,杨简又根据200例涂片检查结果发表了《癌瘤的脱落细胞学诊断法的检讨》,在临床应用中进一步肯定了这一方法。这一年,杨简还根据国外最新资料,写成《以蟾蜍作迅速早期妊娠诊断法之原理及操作方法》一书,将早期妊振诊断方法介绍到国内,至今仍为医院常规诊断方法,几十年来,对我国妇产科学、计划生育工作起了巨大作用。
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朝鲜使用细菌战,1953年,政务院决定在北京北郊成立流行病研究所,杨简奉调到北京,任流行病研究所第四研究室主任兼中央卫生研究院病理室特邀研究员,并立即开创实验肿瘤研究。19世纪末,国外已有人在小鼠身上接种肿瘤获得成功,为实验研究提供了极为方便的工具。然而,这一工作在解放前我国还是空白。1953年,中央卫生研究院病理室在杨简领导下,用甲基胆葱结晶埋藏在“昆明”小鼠皮下,经过三个多月诱发出肿瘤,从此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移植小鼠梭形细胞肉瘤株。经过多年传代保种,其组织结构、生长特性及宿主反应等无明显改变。宿主寿命较长,瘤细胞生长旺盛,对抗癌药物敏感性较高。它是实验肿瘤研究,特别是对抗癌药物的筛选与实验治疗方面的较好工具。经多年努力,至“文化大革命”前,杨简领导的实验室已建立10种动物可移植瘤株,并将12种由国外传入的动物瘤株成功地进行了传代保种。用这些动物瘤株可以开展对白血病、子宫颈癌、脑瘤、网织细胞肉瘤、骨肉瘤、黑色素瘤、肝瘤等的研究。还为北京、上海、天津、成都、广州等地提供瘤株,使实验肿瘤工作在全国开展起来。杨简在我国实验动物瘤株的建立、传代保种、供应及培养技术人才上做了开创性工作,起了奠基作用。
与此同时,杨简对地方病的研究也取得可喜成果。1954年9月,他率调查小组去东北抚松,开展对大骨节病的调查研究。大骨节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地方病,患者骨骼及关节发生严重病理变化,轻则关节变形不灵活,重则丧失劳动力,当地不但人患此病,狗也患此病。经过数月的调查研究,杨简提出“镰刀菌对大骨节病发生重要影响”,并指出当地粮食、水中缺乏某种微量元素,也是致病原因。这些论断,以后不断得到证实。
一波三折志不移
1962年,杨简又开始了我国常见癌之一——食管癌的研究。他对大量的尸体进行食管解剖,为研究取得第一手资料。1964年5月,杨简率调查组赴河南林县,与农民同吃同住,开展调查工作。1965年春,他又再次赴林县及邻近县进行长期对比调查研究。两次实地调查,他仔细观察了农民的生活环境、居住条件、饮食与卫生状况。经过长时期、大量的样品分析,杨简认为食管癌发病因素有多种,其中重要原因是与吃酸菜有关。他发现:吃酸菜时期越长的地区,食管癌发病率越高,反之则低。后来经薄层色谱分析,证明酸菜中含有致癌物——亚硝胺。进而发现白地霉对亚硝胺致癌有促进作用。由此他提出:亚硝胺类化合物、白地霉是重要致癌物,在食管癌病中属于化学因素;而粗食、喜热食、蹲食,对食管癌有刺激因素,属于物理方面的致癌因素。
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杨简在食管癌的研究上取得一系列可喜成果之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杨简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他被剥夺了研究工作的权利,被分配去做动物瘤株传代保种工作。他要接种,给动物喂食、喂水、换锯末,这些原来几个人做的工作全由他一人承担,还不时要接受“批判”、做“检查”。在常人难以忍受的压力下,他凭着对科学事业的热爱、执著、认真的精神,将20多种瘤株完好保存了下来,还写了《动物可移植瘤株的建立及保种传代的方法》,继续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出贡献。
1969年,杨简随实验医学研究所下放到离成都市70多公里的简阳县。在简阳县,杨简顶着政治压力,继续开展食管癌研究,并取得成果,他与人合作编写《食管癌的实验研究》一书,是我国第一部、也是全部用自己的材料写成的食管癌研究专著。1980年出版,不久就在澳门举行的国际肿瘤学术会议上受到好评。
生命最后一刻还惦记工作
1978年,杨简随原实验医学研究所迁回北京,担任了新建的基础医学研究所病理室主任。为填补我国肿瘤研究的空白,他又与助手开展“肿瘤侵袭和转移”这一新课题的研究,很快便取得成果。多年的政治迫害,使年近古稀的杨简的健康受到损害,出现了大便潜血和贫血症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日益繁忙的工作,更使他无暇顾及自己的身体。1980年,联邦德国红宝基金会邀请他赴德讲学,他没有顾及当时的身体状况,毅然出行。在三个月中他访问了13个城市,全面介绍了我国的肿瘤防治工作。他的“食管癌实验研究”和“从器官培养中观察癌细胞的侵袭形态特征”的学术报告,深受联邦德国同行好评,同时他被聘为联邦德国病理学杂志编辑。从西德访问归来,杨简顾不上旅途疲劳,他要尽快将国外医学的发展、观感介绍给同行,连续在医科院、中华红十字协会、农工民主党作报告。此次出国,他还专门为暨大医学院病理研究室带回一批实验动物,但没等他亲手把动物带到暨大就病情发作。1981年春的一天,他的一位学生悄悄地为他挂了号,妻子拉着他,他才不得不走进医院的大门。不久检查结果出来了,他患的是直肠癌。开刀后,医生愣住了,他的直肠上长了一个拳头大小的肿瘤。医生埋怨家属为什么不早将患者送来医院,家属们都低头落泪了,大家心里明白,作为肿瘤研究的知名学者,他理应比一般人对肿瘤有敏感的知觉。但他为了挽救千万个癌症患者的生命,与癌症顽强不懈地斗争了几十年,却完全忘记了自己。
临终前一天,杨简叫人把那批动物取来放在他的病床下,拉着妻子的手叮咛道:“这批动物很重要,一定要交给暨大的人。”专程从广州赶来看他的暨大医学院领导在这时赶到。杨简看着动物交给了暨大的同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安静地进入了梦乡。暨大的同志提着动物笼子,不禁潸然泪下。1981年5月10日,为攻克癌症而奋斗了近50年,并开创了我国实验肿瘤研究事业的杨简教授在北京与世长辞了。
(本文根据陈燕华在《广东史志》发表的文章、《梅州日报》刊载的文章及
校园网“大医名人”栏目整理而成。)
杨简(1911—1981)广东梅县人,病理学家、实验肿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医学院,留校任教,从事病理学教学、临床病理检验及其科研工作。1945年由中山大学派送赴美国进修。1949年回国后,先后担任中山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和代理院长、大连医学院病理教研室主任、北京流行病学研究所病理研究室主任、中央卫生研究院病理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试验医学研究所病理研究室主任等职。他是中国实验肿瘤学的创始人之一。1980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