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珩，光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现代光学技术及光学工程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要技术，不要博士

王大珩祖籍江苏吴县，1915年2月26日出生在日本东京。父亲王应伟是一位天文与气象学家。王大珩在少年时代就常跟父亲去观察天文和气象，对使用科学仪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作为人类视觉器官延伸的光学仪器，尤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父亲感叹当时的中国尚不能制造精密仪器，这深深地印在了他幼小的心里。

王大珩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考取留英公费生，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应用光学。获得硕士学位后，1941年，王大珩转入雪菲尔大学，在世界著名玻璃学家特纳教授指导下专攻光学玻璃。1942年，就在即将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候，他选择了英国一家世界有名的光学玻璃制造公司昌斯公司，开始学习光学玻璃制造技术。

因为在王大珩心里，中国不但光学仪器理论是空白，光学材料的制造技术更是空白。只有既懂理论又掌握制造技术，才能填补这片空白。

当时正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光学仪器在战争中的作用，受到交战各国的重视。他和另一同事最早研究稀土光学玻璃，并获得专利。在精密测量光学折射率仪器方面，发展了V棱镜折光仪，获得英国科学仪器协会第一届青年仪器发展奖，并在英国制成商品仪器。后来，他在国内把V棱镜折光仪进一步研制推广，至今仍是许多光学实验室和工厂的基本测量仪器。

创造出中国的光学“第一号”

1948年，王大珩从英国回到了上海。英国昌斯公司的电报追到上海，以高薪聘他重返公司任职。与此同时，他的老师、科学家吴有训受共产党的委托，邀他北上。面对选择，他没有犹豫，欣然来到已经解放的大连，筹建大连大学工学院、医学院物理实验室并讲授物理学。

1951年，王大珩受命筹建中国科学仪器馆。第二年仪器馆在长春正式建成，后来改名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他被任命为馆长、所长。当时国家急需大量的科学仪器，但却拿不出制造它的材料——光学玻璃。王大珩说：“我们想吃红烧肉，要从养猪做起。”他先是把在秦皇岛耀华玻璃厂工作的龚祖同先生调到长春仪器馆来，负责炼炉的建立，又把从国外带回来的光学玻璃配方及制造过程中的技术资料全部铺展开来。

1953年12月，长春仪器馆熔炼出了中国的第一炉光学玻璃。

在王大珩带领下，长春光机所在建所不到6年的时间里，相继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高温金相显微镜等一大批高水平的光学成果，史称“八大件一个汤”（“八大件”指八种光学仪器，“一个汤”指融化态光学玻璃），一举改变了新中国在光学领域的空白局面，奠定了我国国产精密光学仪器的基础。

1961年，国际上出现激光仅一年，王大珩又支持手下的科研人员攻关，研制出在结构形式上独具特色的我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长春光机所在王大珩领导下，成为我国第一个精密光学仪器研究制造基地。

一年搞出原子弹光学测量仪

“原子弹、导弹中的光学设备一定要让长春光机所来做！”中国原子弹上马后，钱学森一锤定音。负责原子弹测试技术的同志对王大珩说：“光学测试怎么搞，就看你们的了。但要求一年半完成。”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王大珩带领大家交出了合格的光学测量仪器。之后，应用于导弹的大型精密光学跟踪电影经纬仪等也研制成功。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随卫星上天的相机要求十分苛刻，它既要经得起发射卫星时的剧烈震荡，还不能间隔调整，要长期保持正常工作。这个重担又落在了王大珩的肩上。

1980年5月，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洲际运载火箭试验成功。“远望号”航天测量船出色地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而他们使用的先进“武器”之一，就是王大珩率领的长春光机所研制的光学设备。运载火箭试验成功。

以后，在潜艇水下发射导弹的试验中，在跟踪测量同步卫星的轨道上，我国研制的大型光电经纬仪表现出的优异性能，完全可与世界上最先进的产品媲美。由于王大珩在我国国防光学科研中所做出的贡献，1980年他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现代国防试验中的动态光学观测及测量技术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王大珩名列首位。

一位战略科学家

一百多年前，西方的一位战略家曾说过：一个民族如果输掉了科学，也就输掉了未来。

1986年，已退休在家的王大珩获悉美国“星球大战”计划时，联合中科院院士王淦昌和杨嘉墀等人，讨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他起草的报告定稿后，立即报送邓小平，成为我国发展高科技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即“863”计划。

“我们几个人顶多是起了些催化剂的作用，或者说是为863计划点了一根火柴。”谈及自己对国家863计划起到的作用，王大珩曾经这样形容。

1989年，王大珩和7位学部委员提出了成立中国工程技术科学院的提案；1992年，他再次与张光斗、师昌绪、张维、侯祥麟和罗沛霖等5位院士向国家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

2001年，他和20多位院士向中央上书，希望国家重视对大型飞机的研制。2003年春天，他又就我国航天工业发展亲笔上书温家宝总理，提出中国要有自己的大飞机。“王大珩院士是一位战略科学家。”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说。

“请不要再叫我‘中国光学之父’”

尽管王大珩功勋卓著，但他始终把个人名利看得很淡。“我是时代的幸运儿。”王大珩经常说，“所有经历的事件和变迁，都是在国际形势的大环境中，在经济建设需求的促进和推动下形成的，并不是我个人的功劳。”

2009年12月，在中国光学科技馆论证会上，王大珩委托秘书蔡恒源带去一份特别的嘱托：王大珩这几年身体不太好，但一直关心中国光学事业的发展，有件事他一直放心不下，就是很多人把他称作“中国光学之父”或“中国光学泰斗”，王大珩认为这样不妥。

王大珩说：“把我称作中国光学事业的‘开拓者’或‘奠基人之一’我都可以接受，但如果说我是‘中国光学之父’，那我的老师严济慈、叶企孙，你们怎么称呼他们？所以请不要再叫我‘中国光学之父’了。”(本文选自《爱情婚姻家庭》期刊科技学人篇 ，2011年12期。作者：马京生。)

人物简介

王大珩（1915—2011），江苏苏州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赴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应用光学，获硕士学位。1948年回国，筹建大连大学工学院、医学院物理实验室并讲授物理学，历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哈尔滨科技大学校长，中国光学会、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副理事长，中科院科技部主任。1979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999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又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