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乐和原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一起

杨天乐是我国最早从事运动内分泌方面研究的学者之一，最早从事反兴奋剂研究的专家，为中国体育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中国反兴奋剂之父”、“中国运动生理学开拓者”。作为中国反兴奋剂的先驱，他还获得了国家体育总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工作荣誉奖章”和国际运动医学联合会的“终身成就奖”，是中国反兴奋剂工作主要的奠基者，并在国际运动科学界与运动医学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匈牙利的第一个中国博士

杨天乐教授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1951年不满20岁的杨天乐在学医的哥哥的影响下，考取了大连医学院。有幸在中国共产党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医学院校深造，一直是杨天乐颇引以为豪的事情。现在，每当谈起母校的创办人、著名医学专家沈其震院长，杨天乐难掩崇敬之情：“沈院长是真正为中国医学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他从敌占区和香港等地请来不少知名教授，为培养出新中国首批医学人才打下了坚实的师资基础。学校的教育质量非常好，很多学生后来都在各个领域脱颖而出。”

临近毕业，杨天乐得到组织上的通知：接受体检，准备出国留学。全年级140多个学生中，他拥有了四个名额的其中之一。他将被派往匈牙利研习运动生理学。“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完全听从国家安排，”杨教授说，“从此，我与运动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7年5月，杨天乐成为了匈牙利PèCS医科大学生理研究所的研究生，师从著名生理学家里夏克院士攻读运动生理学及运动内分泌学。当时，匈牙利本国的学生都必须经过6～7年的大学课程，然后再工作5～6年积累经验，成为主治医师或讲师后才有资格考研究生，他们对来自中国的年轻的留学生很不以为然，甚至相当瞧不起。在一次大白鼠肾上腺静脉插管取血的动物实验中，杨天乐操作的外科手术做得非常精细，让在座的老师同事都竖起了大拇指。通过不懈努力，他在匈牙利发表了多篇有关运动与垂体——肾上腺皮质方面的科研论文，并顺利通过了所有考试，最终赢得了导师的赞誉和同事们的认可。1961年4月，通过严格的匈文论文答辩，杨天乐获得了医学科学副博士学位（相当于欧美的博士学位）。在中国派遣的两批研究生中，他是第一个在匈牙利取得这一学位的中国研究生。

受命筹建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

1961年正值国家困难时期，杨天乐完成论文答辩后立即回国参加祖国的体育科研工作。
1984年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表决通过1990年在北京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举办亚运会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必须承担亚运会的兴奋剂检查任务。1985年11月国家体委决定筹建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并责成杨天乐具体负责筹建、创办此中心。杨天乐教授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项艰巨任务。

一个国家的兴奋剂检测水平是综合国力和科学技术水准的重要标志，而筹建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兴奋剂检测实验室绝非轻而易举。只剩下4年时间。在此期间，不仅要实现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从无到有，更为困难的是必须通过国际奥委会严格的兴奋剂检测资格考试。杨天乐回国后一直从事运动生理方面的研究，对于兴奋剂检测也是知之甚少，可以说，当时的中国基本没有涉足这一领域的专家。“如果中国无法承担检测工作，一方面难以向亚奥理事会交待，让中国人失了面子；另一方面请国外的实验室完成检测工作需要耗费大量外币，开销太大。”杨教授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杨天乐带领助手们，到各个高水平的研究单位考察并网罗高科技人才，寻求合作，然后一起到国外实地调查。但是，获知在3～4年时间内要通过极难的资格考试的具体情况后，这些单位纷纷打起了退堂鼓。几经周折，最后在中国医科院药物研究所周同惠研究员的大力支持与承诺下，总算敲定了合作单位。

最初的难关渡过后，其他问题迎刃而解：大胆选拔、吸收、培养、使用年轻科技人才；千方百计建立禁药的资料库，搜集极难获得的标准品及有关试剂；派出去，请进来，吸纳国际前沿技术；争取条件、争取经费，精打细算、勤俭建设装备实验室；不怕疲劳，加班加点，努力工作。他领导下的团队，队员们心中有一盏明灯：“依靠自身力量建成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实现重要的历史突破，开创中国兴奋剂检测新领域，为国争光。”

为中国体育吃药

筹建实验室中最难的工作是收集全部全标准阳性样品。因为实验室要通过认证必须要准确地测出国际奥委会禁用清单上列出的违禁成分，当时公布的禁用清单上的违禁成分已超过一百多种，要买全这些标准阳性样品，需要一笔天文数字的外汇，更何况有些样品是花钱都买不来的，这也是国外很多实验室建不起来的主要原因之一。怎么办？杨天乐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决定自己吃药制作阳性样品。作为反兴奋剂的专业工作者，谁都知道兴奋剂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有些药不仅损伤肝脏和肾脏，甚至引发休克和生命危险。在巨大的风险面前，没有一位科技人员退缩，那些毒副作用很大的药物大家都以身试药。服了兴奋药，兴奋得整晚睡不着觉；服了利尿药，一刻不停地要小便；一名同事服了麻醉药后双腿发软，连楼都上不了，躺在床上只能面朝天，稍侧一下脸就呕吐不止；有一名同事因服药后休克，不得不送到医院抢救；还有一名科技人员服药后全身过敏性红斑，住了十多天医院；有些药的代谢时间很长，根本不敢回家，怕出意外，就吃住在实验室，一边做好急救的准备，一边等待实验的结果。就这样，他们几乎尝遍了绝大部分的禁用药物，及时收取了各种阳性尿样，从而较快与准确地建立了完整的阳性样品数据库。

非常考试

在先后通过了国际奥委会的两次预考和两次水平考试后，1989年10月，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才同意我国反兴奋剂中心实验室正式参加资格考试。

几年的准备、努力和牺牲后，终于等到了这关键的时刻。全体筹建人员夜以继日地紧张准备着。就在这时，杨天乐教授接到了上海来的长途电话:“母亲病危，请速归。”从筹建反兴奋剂中心以来就一直没有回过家的杨教授深知母亲是多么想再见儿子一面，不到20岁就离家求学、工作的杨老师又何尝不想再见母亲一面呢，这可是最后一面了。但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杨天乐教授又怎能离得开呢，他没有回家。不久母亲去世了，杨天乐教授强忍着巨大的悲痛，把丧事托付给姐姐去料理，自己仍然坚持在北京主持工作。

1989年11月9日上午11时，一场紧张的考试开始了。实验室的科技人员彻夜未眠，一鼓作气，用了不到24小时就完成了10个考试尿样检测工作。第二天上午，当主考官克劳斯尼泽尔博士宣布考试结果全部正确时，实验室沸腾了，一夜没有合眼的杨天乐教授和他的同事们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克劳斯尼泽尔博士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热情地赞扬说:“我主考过五个国家的实验室考试，中国实验室是考得最快的一个。”他对中国同行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就具备完成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资格考试的实力由衷地钦佩。

至此，我国的兴奋剂检测实验室终于通过了国际奥委会兴奋剂检测资格考试，成为当时世界上第20个、亚洲第三个、发展中国家第一个国际奥委会确认的兴奋剂检测实验室。

荣誉面前居功不傲

随着新的兴奋剂不断出现，检测技术也飞速发展。国际奥委会每年都要对它所承认的兴奋剂检测实验室进行严格的资格复试，复试的难度非同寻常。不少国家的实验室，曾先后因资格考试不合格被降格，由第一类实验室降为第二类实验室或被取消检测资格，其中不乏科技、经济发达国家。但是，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建成以来始终保持着国际一类实验室的资格。

1987-2001年期间，杨天乐先后亲自主持、组织并出色地完成了多项重大赛事的兴奋剂检查工作。他还先后代表国际奥委会及亚奥理事会监督过七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七届亚洲运动会的医务及反兴奋剂工作。他所领导的奥运科研攻关小组，在多届奥运会为中国运动员反兴奋剂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先后获得国家体委颁发的“备战奥运科研攻关及科技服务奖”特等奖（2000年悉尼奥运会）、一等奖（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二等奖（19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他还为我国反兴奋剂工作培养了一大批反兴奋剂骨干，并与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共同建立了一套与国际反兴奋剂接轨的反兴奋剂措施程序和尿样收集及人员培训系统。

在完成各类体育赛事兴奋剂检测任务的同时，实验室人员从没有忽视科研工作。杨天乐积极从事运动内分泌方面的研究，1964年由他改良的“血乳酸超微量分析法”，被我国体育界作为经典分析方法广泛采用，对推动我国运动员训练监控及血乳酸的研究起了积极作用。20世纪80年代前后，他作为课题组长之一、第一完成人所完成的《我国优秀青少年运动员科学选材研究》为我国运动员科学选材打下了良好基础，填补了国内空白。这项成果1985年获国家体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40多年来，他先后在国内外发表科研论文近100篇（包括合作完成人）。2004年他被中国生理科学会运动生理专业委员会授予“中国运动生理学开拓者”荣誉称号。杨天乐作为课题组长之一、第二完成人所完成的《兴奋剂检测方法的研究与实施》科研成果，1991年获国家体委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2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两项奖是迄今为止我国体育科技领域中唯一的最高殊荣。

　　
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杨天乐说，功劳不能归他一人所有，这其中凝聚着其他科研人员的心血。“在关系国家荣辱的事上，没有人会计较个人得失，他们都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本文根据余运西在《健康报》、刘博在《体育世界》发表的相关文章及杭州第二中学校友网的校友介绍整理而成。）

人物简介：

杨天乐，男，1951年毕业于杭州蕙兰中学。1956年大连医学院医疗专业毕业后，赴匈牙利PèCS医科大学生理研究所留学，1961年获医学科学副博士学位。1983年起担任国家体委体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1986年至1990年兼任国家体委运动医学研究所、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筹建领导小组副组长及筹建办公室主任。1990年至2000年任国家体委(后改为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

曾任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医学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奥委会委员、全国体育总会委员、1993年至2005年担任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委员、五届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医学委员会委员、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医学委员会委员、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世界卫生组织双边委员会委员、国际反兴奋剂委员会委员、亚洲运动医学联合会副主席。